我叫宋晚棠，民国三十七年生人。
这个名字是我爹花了三块大洋请前清的秀才起的，他说这名字吉利，晚开的棠花最艳。我爹那会儿在城南开着一间小小的米铺，日子不算富裕，却也过得去。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，米铺被炸成了废墟，我爹我娘埋在那堆碎砖烂瓦底下，连个全尸都没落下。
那一年我十五岁。
我跪在废墟前头，眼泪都流干了，嗓子也哭哑了。街坊邻居都走了，逃难的逃难，投亲的投亲，就剩我一个人蹲在街边，像条没人要的野狗。我记得那天的天特别蓝，蓝得刺眼，太阳明晃晃地照着，照得地上的血迹都发黑了。
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在我面前站了很久。
他没说话，就递过来两个热馒头。我饿了两天了，接过馒头就往嘴里塞，噎得直翻白眼。他叹了口气，蹲下身子，低声问我：“姑娘，想报仇吗？”
我抬起头看他。
他长得很普通，普通到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的那种。但他的眼睛很亮，里头烧着一团火，那团火我后来在很多人的眼睛里都见过，都是家破人亡的人，都是心里头揣着血海深仇的人。
“想。”我说。
“怕死吗？”
“不怕。”
他就笑了，伸手把我从地上拉起来。他的手很粗糙，掌心全是老茧，但握上去特别有力。他拍了拍我肩膀上的灰，说：“跟我走吧。”
我跟着他走了三天三夜，到了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地方。那里有一群人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都在学习怎么杀人，怎么发报，怎么伪装，怎么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活下去。他们管这个地方叫“训练班”，管自己叫“锄奸队”。
我后来才知道，那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叫沈默，是军统安插在沦陷区的行动组组长。
沈默是我的老师，也是我的引路人。他教我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开枪，也不是怎么发电报，而是怎么笑。他说一个女人要学会笑，笑得好看，笑得让人放下戒备，笑得让男人心甘情愿地把秘密告诉你。我对着镜子练了三个月，练到脸上的肌肉都僵了，终于学会了那种笑。
沈默说，你的笑像一把刀。
我十八岁那年，沈默把我送进了汪伪政府的交际圈。我的身份是苏州富商宋家的三小姐，家道中落，来上海投靠远房亲戚。这个身份是沈默花了半年时间做实的，从出生证明到家族谱系，从邻里证词到学校档案，滴水不漏。他说，做我们这一行的，身份就是命，身份一旦出了问题，命就没了。
我在上海滩的交际圈里混了三年，从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，一步步爬到了最核心的圈层。我陪那些汉奸高官喝酒跳舞，听他们在酒后说漏嘴的军事情报，看他们在牌桌上传递的秘密文件，记他们在温柔乡里吐露的人事调动。我把这些情报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脑子里，然后用摩斯码发给沈默。
那三年里，经我手传递的情报，至少让十七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人头落地。
我从来不觉得愧疚。那些人，每一个都该死。
抗战胜利那年，我二十一岁。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以为可以脱下这身伪装，过回正常人的日子。但沈默告诉我，战争没有结束，只是换了一个对手。他问我还愿不愿意继续干，我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点了点头。
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。或者说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过正常人的生活了。
民国三十八年，局势急转直下。沈默在撤离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来找我，他把一份新的身份证明和一套完整的潜伏计划交到我手里。他说他要走了，去台湾，而我需要留下来，留在这座即将变天的城市里，等待新的指令。
“你怕吗？”他问我。
我摇了摇头。
他看了我很久，眼神里头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情绪，像是愧疚，又像是不舍。他从怀里掏出一块怀表，塞到我手里，说这是他爹留给他的，跟了他二十年了，现在留给我做个念想。
“如果有一天，你觉得撑不下去了，就找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，好好过日子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哑，“我不怪你。”
我接过怀表，笑着说了句“放心”。
沈默走了。他走的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窗前，看着外头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红旗和标语，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。我点了一根烟，慢慢地抽，把那些情绪一口一口地吞进肚子里，咽下去，消化掉。
从那天起，我成了真正的孤军。
新的身份叫周素琴，是上海本地人，父母早亡，在纺织厂做女工。这个身份平凡到了极点，平凡到任何人看到我的档案都不会多看一眼。沈默说过，最好的伪装就是让自己淹没在人海里，成为一滴找不着的水。
我在纺织厂干了三年，从普通女工做到了车间主任。我干活卖力，待人热情，从来不跟任何人起冲突。厂里的人都叫我周大姐，说我脾气好，心肠热，谁家有个难处我都愿意搭把手。逢年过节，我还会给工友们带自己做的糕点和腌菜，她们都说周大姐的手艺好，将来谁娶了我是谁的福气。
没有人知道，这个和善可亲的周大姐，每天晚上都会在宿舍的床板底下，用一台微型发报机向海峡对岸发送情报。
那台发报机是沈默走之前给我留下的，比一本书还小，拆开来可以藏在鞋底和棉被里，组装起来只需要三分钟。我每次发报都选在后半夜，那时候宿舍里的人都睡熟了，呼噜声此起彼伏，正好盖住发报机滴滴答答的声音。
我在纺织厂潜伏了十年。
十年里，我送走了三任厂长，见证了无数次运动，经历了数不清的审查。每一次审查我都安然度过，因为我太普通了，普通到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。我的档案干净得像一张白纸，我的履历简单得像一杯白水，我的表现积极得像一面红旗。
我甚至被评为过三次劳动模范和两次先进工作者。
奖状现在还挂在我宿舍的墙上，跟毛主席的画像并排挂着。每次有人来我宿舍串门，都会夸我思想觉悟高，工作积极。我就笑着说，都是党教育得好，都是毛主席领导得好。
这些话说得我自己都快信了。
十年里，我发送了上千份情报，涵盖了工业生产、物资储备、人员调动、政治运动等方方面面。我不知道这些情报最终发挥了什么作用，也不想知道。我的任务就是收集和发送，仅此而已。沈默说过，做我们这一行的，知道的越少越安全，好奇心是最大的敌人。
我一直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。
直到那个春天的下午。
那天工厂放假，我正坐在宿舍里缝补一件旧衣裳，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那脚步声很沉，很整齐，是军用皮靴踩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声音。我的手顿了一下，针尖扎进了指尖，一滴血珠子渗出来，落在灰蓝色的布料上，洇开一小块暗红。
我没有动。
我把针线放下来，把那件衣裳叠好，放在枕头边上。然后我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撩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。楼下停着两辆军用吉普车，七八个穿军装的人正从车上跳下来，为首的那个手里拿着一张纸，正在跟厂里的保卫科长说着什么。
保卫科长姓刘，是个老实巴交的中年男人，平时见了我都客客气气地叫一声周主任。此刻他的脸白得像一张纸，额头上全是汗，一边点头一边往我宿舍的方向指了指。
我放下窗帘，在床沿上坐下来。
心跳得很快，但我的手很稳。我弯腰掀开床板，把那台微型发报机拿了出来。它被一块旧毛巾包着，打开来，金属外壳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冷冷的光泽。我摸了摸它，像摸一个老朋友。
十年了，它陪了我十年。
我把它拆开，分成几个小部件，分别藏进不同的地方。发报机的主体我塞进了墙角的砖缝里，那是我三年前就挖好的一个暗格，外头糊着一层泥灰，跟墙壁融为一体。电池我藏进了热水瓶的夹层里，那是沈默教我的办法，热水瓶的保温层刚好能塞进去两块电池。天线我折成了几截，塞进了扫帚柄里，那根扫帚我用了五年了，从来没人碰过。
做完这一切，我重新在床沿上坐下来，拿起那件没补完的衣裳，继续缝。
针脚很细，很匀，跟我平时缝的一模一样。
楼梯上传来脚步声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。门被推开了，不是敲，是推，那种不容置疑的、带着命令意味的推。几个穿军装的人涌了进来，为首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，个子不高，但肩膀很宽，脸上的线条像刀刻出来的，眼睛不大，却亮得吓人。
他站在门口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眼。
我也在打量他。他的领章上缀着两杠三星，是个上校，姓李，叫李正明。这个名字我在三个月前的一份情报里见过，是新调来负责反特工作的，据说手段很厉害，破了好几个潜伏的案子。
“周素琴？”他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。
“是我。”我把手里的衣裳放下，站起来，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惊讶和不安，“同志，你们这是……”
“有人举报你是国民党潜伏特务。”李正明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，像要把我的每一丝表情变化都看穿，“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那是一种被冤枉了的人才会有的、带着委屈和无奈的笑，不夸张，不刻意，恰到好处。
“同志，这肯定是搞错了。”我说，“我在厂里干了十年了，年年评先进，月月拿红旗，我怎么可能是特务呢？”
李正明没有接我的话，而是挥了挥手。他身后的几个战士立刻散开，开始翻我的房间。他们翻得很仔细，每一个抽屉都要拉开，每一件衣服都要抖开，连床底下的鞋盒子都要打开看看。
我站在一旁，表情平静，甚至还带着一丝配合的姿态。我主动把柜子打开，把里头的东西一件一件往外拿，嘴里还说：“同志你们随便查，我这屋里干干净净的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他们查了一个多小时。
抽屉翻遍了，柜子掏空了，床板掀开了，被褥拆开了，连墙皮都敲了一遍。什么都没有找到。那台发报机的主体藏在砖缝里，电池藏在热水瓶里，天线藏在扫帚柄里，他们一样都没找到。
李正明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
他走到我面前，盯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周素琴，我劝你自己交代。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”
我迎着他的目光，不躲不闪，脸上的表情从委屈变成了严肃：“同志，我周素琴行得正坐得直，不怕你们查。我在这个厂里干了十年，从普通女工干到车间主任，靠的是自己的双手，靠的是对党的忠诚，对毛主席的热爱。你们这样凭空污蔑我，我不服。”
我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不大，但字字清晰，语气里带着一股子理直气壮的劲儿。这种劲儿不是装出来的，是十年潜伏生涯磨出来的，真到了需要表演的时候，我比谁都演得像。
李正明沉默了几秒钟。
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，举到我面前。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的侧影，穿着灰布长衫，站在一条巷子的拐角处，正回头望着镜头的方向。
“这个人，你认识吗？”
我看了一眼，心脏猛地缩紧了一瞬。
照片上的人是沈默。
那是沈默撤离前最后一张照片，拍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十七日，地点是上海九江路的一条巷子里。我不知道这张照片是谁拍的，也不知道它怎么落到了李正明的手里。但我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连眼皮都没有多眨一下。
“不认识。”我说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
“真的不认识？”李正明把照片往我面前又凑了凑，“你再仔细看看。”
我又看了一眼，然后摇了摇头：“同志，我真不认识这个人。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见过的人多了去了，不可能每一个都认识。”
李正明把照片收回去，盯着我看了很久。
那是一种让人很不舒服的注视，像要把人从里到外看个透。我被他看得后背有些发凉，但我没有躲开他的目光，而是坦然地回望着他，甚至还微微皱起了眉头，做出一副被冒犯了的样子。
“行。”李正明终于开口了，“既然你说不认识，那就不认识。不过周素琴同志，我需要提醒你一句，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来找你。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做过什么，我们也清楚。”
他转身往门口走了两步，又突然回过头来，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，随口问道：“对了，你平时喜欢听广播吗？”
“广播？”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“同志你说笑了，我一个纺织女工，哪有钱买收音机啊。厂里倒是有个大喇叭，天天放新闻，放革命歌曲，那个我倒是天天听。”
李正明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带着人走了。
脚步声渐渐远去，吉普车的引擎声响起，然后消失在街道的尽头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那两辆军绿色的吉普车拐过街角，彻底消失在视线里，才慢慢地在床沿上坐了下来。
我的手开始发抖。
不是害怕，是一种后知后觉的紧张。刚才那一个多小时里，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，每一个表情、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动作都经过精心计算，不能有丝毫差错。现在他们走了，那根绷着的弦突然松下来，身体反而控制不住了。
我坐在床沿上，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这双手缝了十年的衣裳，纺了十年的纱，也发了十年的报。它们看起来跟普通女工的手没什么两样，粗糙，干裂，指关节粗大，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的黑泥。没有人会想到，这双手曾经在深夜里敲出过无数个改变局势的密码。
我把手攥紧，又松开，反复了几次，直到那股颤抖彻底消失。
然后我站起来，走到墙角，把那块松动的砖头抠出来，从暗格里取出那台发报机的主体。金属外壳上沾了些泥灰，我用袖子擦干净，把它捧在手心里，看了很久。
它不能再留了。
李正明今天没有找到证据，不代表他明天不会再来。他手里有沈默的照片，说明他掌握的信息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。那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都太具体了，具体到让我觉得后背发凉。他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但他知道我跟沈默有关系，光是这一点，就足够他咬住我不放了。
我把发报机重新拆开，用布包好，塞进一个旧帆布袋里。然后我换了一身干净衣裳，梳了梳头发，对着镜子照了照。镜子里的女人三十出头，长相普通，皮肤有些粗糙，眼角已经有了细纹，怎么看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纺织女工。
我对着镜子笑了一下。
那个笑容很淡，淡到几乎看不出来，但我的眼睛里头有一种东西在闪烁，像是嘲讽，又像是别的什么。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轻，轻到只有我自己能听见。
“沈默，你说得对，这条路走到最后，就只有一个人。”
我拎着帆布袋出了门。
外头天已经黑了，路灯昏黄，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走在厂区的林荫道上，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刚冒出嫩芽，空气里有一股春天的泥土味儿。远处传来大喇叭的声音，正在播放晚间新闻，播音员的声调高亢激昂，讲的是又破获了一起特务案件，抓获了多少多少潜伏的反革命分子。
我听着那些数字，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。
走到厂区后头那条小河边时，我停下来了。这条河叫清水河，其实水一点都不清，厂里的废水都往里头排，河水常年是浑黄色的，夏天的时候臭气熏天。河边长满了芦苇，密密匝匝的，正好挡住人的视线。
我蹲下身子，从帆布袋里掏出那包东西，一层一层地打开。发报机的零件在月光下泛着冷冷的金属光泽，像一堆死去的机械昆虫。我摸了摸它们，然后一个一个地扔进了河里。
河水很浅，零件落下去的时候溅起几朵水花，然后沉进了淤泥里，看不见了。
我在河边蹲了很久。
夜风从河面上吹过来，带着一股腥臭味，吹得芦苇沙沙作响。我点了一根烟，慢慢地抽，看着烟头的火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。我想起了很多事，想起了我爹我娘，想起了沈默，想起了那些死在我情报下的汉奸，想起了这十年里我发送的每一条电文。
十年了。
我在这座城市里潜伏了十年，像一个影子一样活着。我没有朋友，没有家人，没有爱人，甚至连一个可以说真话的人都没有。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戴上面具，对着镜子练习笑容，练习说话的语气，练习走路的样子。我把真实的自己藏得太深了，深到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找不着了。
烟抽完了，我把烟头摁灭在泥地里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。
往回走的时候，我路过厂区的公告栏。公告栏上贴着最新的生产指标和劳动竞赛的成绩，我的名字排在第三车间的第一名，后面跟着一串数字，是上个月超额完成的产量。公告栏的顶上用红漆写着一行大字——“抓革命，促生产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。
我站在公告栏前看了几秒钟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宿舍楼的灯还亮着，几个女工正坐在楼下的长凳上纳凉聊天。看到我走过来，她们笑着打招呼：“周大姐，这么晚了还出去啊？”
“睡不着，出去走走。”我笑着回了一句，脚步没停。
“周大姐你可得注意身体啊，最近看你脸色不太好。”另一个女工关切地说。
“没事，就是有点累，睡一觉就好了。”我摆了摆手，上了楼。
回到宿舍，我把门关上，在黑暗里坐了很久。发报机没了，我跟外界的联系彻底断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是真正的孤岛了。沈默走之前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觉得撑不下去了，就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好好过日子。但现在我哪儿也去不了，李正明的人一定在暗中盯着我，我只要有一丁点儿异常的动作，他们就会像狼一样扑上来。
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等。
等他们找到证据，或者等他们放弃。但我知道他们不会放弃的，李正明那种人，一旦咬住了就不会松口。他能拿到沈默的照片，说明他手里还有更多的东西，只是暂时还串不起来。他在等，等我自己露出破绽。
我不会让他等到的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照常去车间上班。纺纱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，空气里飘满了棉絮，呛得人直咳嗽。我在车间里巡视了一圈，检查了每一台机器的运转情况，纠正了两个新工人的操作错误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工位上，开始干活。
一切都跟往常一样。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保卫科的刘科长端着饭盒坐到了我对面。他的脸色不太好，眼睛底下一片青黑，像是没睡好。他扒拉了两口饭，欲言又止地看了我好几次，最后还是没忍住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周主任，昨天的事……”
“昨天什么事？”我夹了一筷子青菜，嚼得嘎嘣响。
“就是……那些当兵的来查你的事。”刘科长左右看了看，声音压得更低了，“周主任，我跟你共事这么多年了，我是不信那些鬼话的。但你得小心点，我听说那个姓李的上校盯上你了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”
我笑了笑，拍了拍他的手背：“老刘，你放心，我周素琴行得正坐得直，不怕他们查。”
刘科长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什么，但看到我坦然的表情，又把话咽回去了。他叹了口气，低头继续扒饭。
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，车间外头又传来了军用吉普车的声音。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纺纱机继续轰鸣，棉絮继续飞舞，我手里的纱锭继续旋转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
脚步声越来越近。
李正明带着人走进了车间。纺纱机的声音太吵了，他不得不提高嗓门喊了一声：“周素琴！”
我停下手中的活，抬起头看他。车间里的其他女工也都停下了手里的活，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过来，眼神里混杂着惊讶、恐惧和好奇。
“李同志，又有什么事？”我擦了擦手上的棉絮，语气平静。
“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”李正明说这话的时候，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，像是猎人终于等到了猎物踩进陷阱的那一刻。
“去哪儿？”
“到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我没有再问，脱下工作服，叠好放在工位上，跟着他往外走。经过刘科长身边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脸色白得吓人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。我对他笑了笑，轻轻摇了摇头，示意他别担心。
吉普车停在车间门口，车门开着，像一张黑洞洞的嘴。我弯腰钻进去，坐在后排的座位上。两边的车窗都拉着帘子，看不见外头。车里有一股汽油和皮革混合的味道，闷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李正明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从后视镜里看着我。他的眼睛在后视镜里显得格外锐利，像两把刀子。
“周素琴同志，”他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笃定的意味，“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又来找你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“因为你犯了一个错误。”他从后视镜里盯着我，嘴角的笑意更深了，“一个很小很小的错误，但足够让我们确定你的身份了。”
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，但脸上的表情依然平静如水。我在脑子里飞速地过了一遍昨天到今天的所有行为，每一个细节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动作。我想不出来哪里有破绽。
“李同志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”我说。
“没关系，到了地方你就明白了。”他转过头去，不再看我。
吉普车发动了，引擎低沉地轰鸣着，驶出了厂区。我坐在后排，透过窗帘的缝隙看着外头的街道一点点后退。这条路我走了十年，闭着眼睛都知道每一栋楼、每一棵树、每一个拐角的位置。但此刻它们看起来格外陌生，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景象。
车开了大概二十分钟，停下来了。
我被带进了一栋灰色的三层楼房，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，上头写着“上海市公安局XX处”。楼里头很安静，走廊里铺着水磨石地面，皮鞋踩上去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墙壁刷着半截绿漆，半截白灰，顶上吊着日光灯，发出嗡嗡的电流声。
他们把我带进了一间审讯室。
房间不大，十来个平方，里头只有一张桌子、两把椅子和一盏台灯。墙壁上刷着白灰，上头写着八个大字——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。窗户被厚厚的窗帘遮着，看不见外头的光。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嗡嗡作响，照得整个房间惨白惨白的。
我在椅子上坐下来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脊背挺得笔直。李正明坐在我对面，把台灯的角度调了一下，让灯光直直地打在我脸上。光线很刺眼，我微微眯了眯眼睛，但没有抬手遮挡。
“周素琴，”李正明把一沓文件放在桌上，慢条斯理地翻开，“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“我是上海纺织三厂的车间主任，周素琴。”我说。
李正明笑了一下，那笑容里有种猫捉老鼠的意味。他从文件里抽出一张纸，推到我的面前。
“这是我们从台湾方面截获的一份情报人员名单，”他说，手指点着纸上的一个名字，“这个名字，你应该很熟悉吧？”
我低头看了一眼。
那张纸上密密麻麻地列着几十个名字和代号，大部分我都不认识。但李正明手指点着的那个位置上，赫然写着三个字——
宋晚棠。
我的真名。
那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凝固了。但我脸上的表情依然没有任何变化，甚至连呼吸的节奏都没有乱。我抬起头，看着李正明，眼神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困惑。
“宋晚棠？这是谁？我不认识。”
“不认识？”李正明笑了，笑得很冷，“宋晚棠，民国三十七年生人，原籍苏州，民国三十四年加入军统，代号‘海棠’，是军统安插在大陆的王牌女谍之一。民国三十八年后潜伏上海，化名周素琴，以纺织女工身份为掩护，长期从事间谍活动。”
他一字一顿地念完这段话，然后靠在椅背上，双手抱胸，好整以暇地看着我。
“周素琴同志，不，应该叫你宋晚棠同志，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”
审讯室里安静了几秒钟。
日光灯嗡嗡地响着，台灯的光照在我脸上，热辣辣的。我坐在椅子上，脊背依然挺得笔直，双手依然放在膝盖上，呼吸依然平稳。我看着李正明的眼睛，看着那张名单，看着墙上那八个大字，忽然觉得一切都变得很轻很轻，像一片羽毛，飘飘悠悠地落下来。
然后我笑了。
那是一个很轻很轻的笑，轻到几乎看不出来，只是嘴角微微弯了一下，眼底闪过一丝若有若无的光。但那个笑容里有一种东西，让李正明的表情微微变了一下。
“李同志，”我开口了，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“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就问你一句话。”
我微微前倾身子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。
“证据呢？”
李正明的眉头皱了一下。
“你说了这么多，又是名单，又是代号，又是历史，”我继续说，语气不疾不徐，“但你说的这些都是纸面上的东西。我问你，证据呢？我发送情报的证据呢？我使用发报机的证据呢？我跟任何可疑人员接头的证据呢？”
我把身子靠回椅背上，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，嘴角的笑意更深了一些。
“李同志，你拿着一张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名单，上头写着一个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名字，就跑到我这里来兴师问罪。”我摇了摇头，语气里带上了一丝嘲讽，“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”
李正明的脸色变了。
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眼神里头翻涌着各种复杂的情绪——愤怒、挫败、不甘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敬佩。他大概没想到，到了这一步，我还能这么镇定，还能反过来将他一军。
“宋晚棠，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一股压抑的怒意，“你不要太嚣张。我们既然能找到你，就一定能找到证据。”
“那就去找啊。”我笑着说，语气轻松得像在聊家常，“找到了再来找我。不过在找到之前，我还是那句话——我叫周素琴，是上海纺织三厂的车间主任，劳动模范，先进工作者。你们没有证据就不能随便抓人，这是党的政策，对吧？”
李正明没有说话。
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，然后突然站了起来，椅子腿在水磨石地面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尖响。他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我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“你很有信心，”他说，声音闷闷的，“你觉得我们找不到证据。”
我没说话。
他转过身来，看着我，嘴角忽然浮起一丝诡异的笑容。
“但你有没有想过，”他慢慢地说，“你藏起来的那台发报机，我们可能已经找到了？”
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但我脸上的表情依然纹丝不动。我在脑子里飞速地回想——昨天夜里，清水河边，芦苇丛中，我把发报机零件扔进河里的每一个细节。没有人看到我，我确定。那条河那么浅，淤泥那么厚，零件沉下去就找不着了，我也确定。
他在诈我。
“李同志，”我叹了口气，做出一副无奈的表情，“我不知道你说的发报机是什么东西。我就是一个纺织女工，连收音机都买不起，哪来的发报机？”
李正明盯着我看了几秒钟，然后走回桌前，拿起那沓文件，在桌上顿了顿。
“行，”他说，“既然你嘴这么硬，那我们就慢慢来。”
他走到门口，对外头喊了一声：“把她带下去，单独关押。”
两个穿军装的战士走进来，一左一右地站在我身边。我站起来，整理了一下衣角，跟着他们往外走。经过李正明身边的时候，我停了一下，侧过头看着他。
“李同志，”我说，声音很轻，只有他能听见，“你们找不出罪证的。”
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头闪过一丝复杂的光。
“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罪证。”我笑着说。
然后我转过头，跟着那两个战士走了出去。走廊很长，水磨石地面一直延伸到尽头，日光灯在头顶嗡嗡作响。我走在中间，脊背挺得笔直，脚步不紧不慢，像走在纺织厂的车间里一样从容。
身后传来李正明的声音，他在对什么人说话，语气里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烦躁。
“给我查！把她这十年来的所有档案全部调出来，每一页都要查！我就不信找不出一点破绽！”
我听着他的声音，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。
查吧，尽管查。
我宋晚棠在这座城市里潜伏了十年，从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，从一个年轻女人到一个中年女人，我把最好的年华都耗在了这上面。这十年里我做的每一件事、说的每一句话、写的每一个字，都经过了千百次的推敲和演练。我的档案比真的还真，我的人生比假的还假。
你们查不出任何东西。
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东西。
走廊尽头的铁门打开了，外头的阳光猛地涌进来，刺得我微微眯了眯眼睛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春天的空气里有一股泥土和青草的味道，跟纺织厂里那股棉絮和机油的味道完全不同。
我忽然想起沈默走的那天晚上说过的话。
“宋晚棠，”他站在那扇即将关闭的门前，回头看着我，“你知道做我们这一行的，最悲哀的是什么吗？”
“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是到最后，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”
我当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但现在，站在这个春天的阳光下，身后是审讯室的白墙和铁门，身前是一个即将被囚禁的未知的未来，我忽然明白了。
他说得对。
周素琴是我，宋晚棠也是我。纺织女工是我，军统特工也是我。劳动模范是我，潜伏间谍也是我。这十年里我活成了两个人，一个站在阳光下，一个藏在阴影里。而现在，阳光下的那个人即将被撕碎，阴影里的那个人即将被拖出来。
但她们都是真的。
每一个都是真的。
铁门在我身后轰然关闭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。我抬起头，看着头顶那片被高墙切割成方块的天空，嘴角的笑意一点一点地淡了下去。
我知道，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。
而这一次，我可能不会赢了。
但没关系。
我早就做好了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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